青年批评家徐兆正在新著《拒绝想象》开篇以一段短小精悍的文字表明了自己的批评观：在历史的长河里，哲学与文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近、呈现真理，或悖反于真理。在柏拉图的诗与哲学的论辩，以及与此有关的知识与想象、真理与修辞、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等古老论争的现代范畴里，徐兆正认为，在业已形成的诗学批评与阐释学批评的对拓格局中，自己将坚持文学批评的“求真”立场：批评不是谋篇在先的论证，也不是因作者缺席而由文学批评家操持的修辞游戏，而是“带领读者踏上旅途，寻找那危险却能赋予生命以唯一重要性的东西。”

《拒绝想象》是徐兆正的首部批评文集，全书22万字，大部分文章写于2018至2019年北京求学之际。书名源自书中附录之一——《拒绝想象：灾难文学论纲》。这篇文章探讨了灾难文学的发生学问题，讨论灾难文学中的语言伦理及其限度，认为“灾难就是灾难，它拒绝任何修辞与虚构”，写作者应当“操持一种清醒、克制、清晰、严谨、透明的语言，是良知与理智最低限度的表示”。“拒绝想象”这句掷地有声的宣言，既是他对古老的“诗与真”论争的回应，也可看作他“修辞立其诚”的研究态度，以及秉持追寻至诚至真文学力量的批评使命。徐兆正在文学研究中秉持强烈的哲学关怀，也将熟练的哲学逻辑思维在不同的文学文本中加以反复操练。于是，读者在这本批评文集中，看到的是清晰的问题意识，与之相伴的是，讨论文学、批评及理论问题所需要的概念的丰饶繁复，又或者说，在概念的能指链条上，他以严密的逻辑、层层递进的推理来反复辨析、确证他所要讨论的文学命题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合法性及准确性问题。

【资料图】

《拒绝想象》分上下两编，内容既包括刘震云、格非、宁肯、阿乙等的作家作品论，也包括对侦探小说、历史小说等类型文学的叙事研究，也兼及他对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城市文学等的叙事分析、思潮梳理和创作考辨，涉及到对诸如先锋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关系、当代叙事的困境与类型文学的突围、日常生活写作的危机等问题的深入思索。另外也同样重要的是，他通过对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描绘，对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责任、民族与家国、传统与现代性等关系进行纵深思考。学者南帆在《文学理论体系：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一文中强调，文学理论并非“制造一个众多概念术语装饰的僵硬躯壳”，而是“追求强大的整体阐释能力”，阐释的对象不仅包含文学以及文化的广泛内容，同时还涉及主体和社会历史。文学、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之间形成复杂的回环关系，只有将各种因素的互动纳入视野，文学理论体系才能成为一个充满辩证精神的活体。在我看来，这段表述可以作为徐兆正批评实践的绝佳注脚。

尤为特别的一点是，在他这里，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有范式被悬置——或者说高高地被“括起”，他企图在旷野与荆棘里闯一条新路：把作品视为一个元话语的文本世界，对其细读，或曰重述，“以诧异的目光凝视话语种类的多样性，就像看待千姿百态的植物一样”，在重述中分辨并厘清作品话语方式的多重表征，辨析话语方式背后的时代症候与文学问题。

“每一种理论都充当着占卜杖以应对某种历史需要”，批评集中显示的是徐兆正在以哲学的思辨性寻找当代文学现场的“真问题”和“大问题”，并试图归纳这些“真问题”背后的总体性疑问。徐兆正不仅在意文本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文学所需要营造的真实性就在于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秩序，而他恰恰是我们的记忆力所缺少的东西，所谓秩序，意味着文学从细节中拣选，并为其赋予风格的层级关联，由此让写作最大限度地闪耀真实性的光芒。”也在意写作者本身的“诚与真”问题，他屡屡援引诸如“作为艺术家的诚直”（福楼拜）、历史共情感（萨义德）等术语，重申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不能丧失价值判断。在此不妨稍加列举几例：在对房伟《“杭州鲁迅”二三事》多重文本的细读中，他发现的是“横亘古今的两颗孤寂的心，两个人间的多余者，在暗中交流、隐秘对话的场景。”在张新颖的沈从文研究中，徐兆正尤为在意作者如何勾勒传主的“自我”生成、如何处理作家的诗性“自我”与时代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认为，《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是围绕两大线索——传主和时代的关系、传主与自我的关系——的有情书写。传主与时代和自我心灵三者关系的位移变化，构成张新颖理解、呈现、表述沈从文前\后半生的关键，也正因此，他认为，张新颖的沈从文传记书写不是过分突出时代而悬置个人的历史，而是“时代境遇中传主的生活史”。

本文作者、青年批评家康春华

再比如，徐兆正从鲁敏短篇小说《西天寺》和计文君短篇小说《琢光》中，捕捉到作为奇观的城市写作和作为符号的日常写作的问题。他以此探讨了“人文性与文学性”的内在悖反、冲突与和解，其实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经典作家作品所建构出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书写的当代性问题，也即艾略特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讨论的问题。但与此又略有不同，徐兆正从人文性与文学性的内在矛盾中发现，突破关键在于俗世经验向审美经验的转换，而这种转换中尤为不能缺席的是价值判断。否则，“寻觅奇观的写作其终局也是现代主义的终局，那就是刚刚被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再一次被奇迹的事件机制回收，成了事件中的失踪者。”在关于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的阅读报告中，他敏锐地抓住作者作为海外文学研究者（而非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立场与定位：打捞并勘探林语堂在现代中国知识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为中国文化寻找重生之道，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现代性寻找新的话语范式。他将这本“对林语堂一生著述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理解”的传记作品，概括成林语堂的三个层次的三种身份：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普世主义的批评家。徐兆正超克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对于林语堂创作、翻译以及相关史实论争的判断，重点关注并试图厘清作为民族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的林语堂，对全盘西化思潮与反叛传统的复杂态度，这种态度背后是作为穿梭于中西方现代性文明中的先驱者的独特文明价值，这一点既对读者是新颖的，某种意义上也提示了现有的林语堂研究范式的空白之处。

徐兆正对刘震云及其“新写实主义”的研究也值得讨论。他对刘震云创作历程和写作年份进行爬梳和考辨后认为，其文学创作经历经由三个阶段建构起了作家主体性和文本美学风格：短篇是仿作也是题材内容的探索，中篇小说是主体性的确立与区分，长篇小说则形成独抒己见的创作风格。徐兆正认为，刘震云是并非随心所欲地写作，而是有一以贯之的深思熟虑。刘震云对事实细部的现象学式呈现，对权力运作的不厌其烦地讲述，彰显的是“东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历史更替”。这一点，在胡河清《王朔、刘震云：京城两利嘴》一文中早有揭示：刘震云的小说极端讲究布局，“刘震云的每一句笑话都像高人布下的棋局中的子儿，一步也不能脱离整盘棋的全局构思。”胡河清认为刘震云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功利性关系看得入木三分，“但对于人的非功利性关系，知道得还很浅陋。”“笔下的人物犹如活动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简单符号，从中破译不出什么复杂的文化生命信息。”徐兆正则发现，《故乡面和花朵》以降，刘震云的写作状态有所变化，从权力质询走向“心的观察”，前者是基于民间立场的向上批判，后者是民间内部的直接对话。这是他的创见。

总而言之，从哲学研究走向文学批评场域的徐兆正，在《拒绝想象》这本著作里显示了一种如何以哲学方法观照、阐释和解读当代文学现实问题的可能性。而阅读《拒绝想象》这部批评文集，读者面临的是一个多重繁复的文本所带来的挑战：所讨论的作品本身，作品在文学史语境和时代语境中的多义性，作者自身知识结构、认知方式和思辨色彩带来的文学批评的“陌生化”解读。从他的批评实践中，我不禁思考，犀利准确的艺术判断和“与之称心”的语言修辞当然是抵达作品意义世界、审美乌托邦的通途大道，但充满繁复多声部的理论性解读，何尝不会带领读者“曲径通幽”地欣赏作为景观，甚至奇观的知识性风景呢？

（康春华）